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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闳，原名容光照，字达萌，号纯甫，香山县南屏乡（今属滚球投注香洲区南屏镇）人。中国留学生之父。

容闳小时候，家境贫寒。1835年，他跟随父亲前往澳门，入读附属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，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（原属荷兰传道会）夫人负责教导。1839年中英交恶，郭士立夫人因此离开澳门，但容闳仍在马礼逊纪念学校读书。同年，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抵达澳门，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。1842年，香港割让给英国，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，容闳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。1847年，勃朗牧师返回美国，离开时带上容闳、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。

1847年1月，容闳与黄胜、黄宽三人随勃朗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。容闳在中学毕业两年后考入耶鲁大学，1854年毕业，取得文学学士学位，成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留学生。大学期间，容闳认识到文明教育的重要性，立定"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与富强之境"的报国宏愿，并树立幼童留学的教育理念。1876年，他取得美国政府授予法学博士学位。

1855年，容闳回到祖国，先后在广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任职。1860年，他前往南京访问，向洪仁玕提出富国强兵、革新教育、改良政治的资本主义维新七条建议，但未被采纳。

容闳任职上海海关时，薪金比任职香港高等法院译员高，工作轻松，闲暇读书。一般人看来，这是一份美差，他却不以为然。他目睹中国船上的商人与海关人员串通，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，中饱私囊。他对此甚为不满，心想如此下去，将会危及国人，与自己富国强国的理想相悖，绝不应"混迹于此"。于是，他找个借口辞职，不久回到上海从事翻译，译有《地文学》《契约论》等文献。

容闳几次失业后，经朋友曾继甫介绍，认识宝顺公司经理韦伯。韦伯非常厚待他，安排他担任日本长崎分公司买办，他毅然拒绝。韦伯评论他"某虽贫，傲骨棱棱"。后来，韦伯只好安排他作为公同代表到内地采购丝茶。

1863年，经曾国藩幕僚张斯桂的介绍，容闳在安庆晋见曾国藩，对洋务派曾国藩寄予厚望，曾国藩非常赏识他的主张，接受他关于设立机器建造母厂的建议，并委派他出洋购买机器。1865年，容闳带着所购买的一百余种机器抵达上海，创办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。后来，曾国藩听取容闳关于培养机械人才的建议，成立机械学校，培养一批工程技术人才；1870年设立制造总局翻译馆。

同年"天津教案"事发后，容闳作为丁日昌的翻译，参加此案处理，有机会面见曾国藩，直接向曾国藩提出分期分批向美国派遭留学生的建议。经过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，将容闳的建议奏请清廷，得到批准。具体计划是：四年内每年派12-15岁幼童30名共120名到美国留学，费用由政府负责，15年学成回国。同时，派遭留美毕业生随往管理。

为了实现这个教育计划，容闳积极奔走招生事宜，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。他回到广东、港澳招生，1872年前往美国安排具体工作，至1875年共选送四批幼童赴美留学。

期间，除担任留学生委员外，容闳留美负责监督学生，留美期间，四批少年学生都能珍惜时间，孜孜求学，思想品德良好。当时清廷有一些人发表异议，如曾任留美学生监督的陈兰彬、吴子登等人认为，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"离经叛道之举"，对容闳所创办的教育计划"尤思破坏，不遗余力"，任监督期间，他们向清廷制造种种谣言。为此，容闳撰写详细报告，竭力申明实情，当时总督李鸿章不愿为学生辩护，最后腰斩了派遣学生留美计划。

1881年9月6日，全部留美学生被遣回。不少幼童学有所成，回国后分发各地学校继续学习，考核及格分拨天津水师、机器、鱼雷、水雷、电报、医院等行业工作，投身于近代洋务事业。容闳的教育计划虽未能廷续，但他开创的留学运动得到不断发展，之后不少学生以各种形式赴法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留学，20世纪初，中国学生的留学运动达到了高潮。因此容闳被称为"中国留学生之父"。

之后，容闳被陈兰彬、吴子登排挤，改任第一任驻美副公使。在任期间，他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的悲惨境况，并力阻清廷允许贩卖华工。

1886年，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·凯洛克病逝，年仅35岁。

容闳留居美国，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儿子。

1882年，容闳在北京居留时，面对外国鸦片大量的输入、严重危害中国国民的局势，他上书清廷，建议禁止输入鸦片。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认为目前缺乏办理此类事情的人才而置之不理。1894年，甲午战争爆发。面对日军的入侵，容闳力陈条文，主张坚持对日抗战，向清廷提出如何打败日本的建议，其中包括：一中国速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，购买战舰三四艘，雇佣外国军队5000人，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，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。二将台湾抵押给欧美列强，借款4亿美元，作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费用。

当时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对第一项建议非常感兴趣，立即发电容闳派他前往伦敦向英国商谈借款。容闳到达伦敦不足一个月，借款事项协商就绪。但因须以关税为抵押，遭到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对，未能实现。而容闳作为借款的经办人，差点被伦敦承商借贷银行团向法院控告。

甲午战争失败后，容闳以谋求救国方略，提出在中国实行"完全的新赛事投注"，内容包括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、财政、海军、陆军四部的顾问，并派有才学的青年学生，处于各顾问之下，以次练习。他以力"如是行之数年，中国行政各机关，不难依西欧之成规，重新组织也"，这些建议也未被清廷采纳，在连续几次提出救国方案失败后，容闳并来失去爱国之心，仍笃志要实现自己的改良主张。1896年，他接连提出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计划，遭到清廷的拒绝，他不得不感叹地说："予救助中国之心，遂至此而止矣。"

容闳逐渐认识到，自己多次提出的救国方案之所以未能实现，全因清廷统治者昏庸腐败；在政治上必须进行改革，兴民权，谋变法，才是中国的出路。从此，他对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所倡议的维新变法表示赞同，并大力支持。他一度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成员来往频繁，关系密切，并对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极力推崇，称光绪为"爱国之维新党"。

1898年4月，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，以"保国、保种、保教"为宗旨，容闳是积极分子，他与学生张荫恒、梁诚等人被顽固派视为大敌。同年5月17日，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参劾维新派的首要人物时，控告容闳等人"行踪诡秘"。戊戌变法期间，容闳与康有为、梁前超等维新派首要分子接触更频繁。

1900年7月，容闳与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集会，成立中国国会，目的是"思用国会的名义，号从国人奋起自谋以救中国"。中国国会成立后，容闳和严复被推选为正，副会长，因该会大力宣传维新事业，遭到清廷密切通缉，他只好逃亡香港。在香港逗留一年多，他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，认识到在中国靠改良、变法行不通的，必须要被翻清廷的统治。晚年时候，容闳从改良主义者变为民主主义革命者。1902年5月，在回国无计，又不能长期滞留香港的情况下，容闳不得不第三次远渡重洋，在美度过一生中最后的十年。1910年，他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和财政界人士布思等人认识，提出支持孙中山的"中国红龙计划"，要求美国合作提供巨额资金和枪弹，支持孙中山建立新政府。

1912年春，中华民国成立，容闳十分兴奋。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写信给他，恳请他回国，共建共和新国家。容闳因年事已高，未能回国，嘱咐两个儿子要回国服务。后来，长子容觐彤回国担任矿冶工程师。次子容觐槐接受胡汉民的委托，回到广东制造局担任总理兼工程师，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。

同年4月21日上午，容闳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市沙京街寓所与世长辞，终年84岁。